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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四区与七县的人口差在哪?

2022-10-08 18:57:43 310

摘要:长治七普数据出来了。全市常住人口为3180884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34564人相比,十年间减少了153680人,减少4.61%,年平均增长率-0.47%。与本世纪初2000年五普人口数量3138991人相比,二十年间只增...

长治七普数据出来了。

全市常住人口为3180884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334564人相比,十年间减少了153680人,减少4.61%,年平均增长率-0.47%。与本世纪初2000年五普人口数量3138991人相比,二十年间只增加了41893人。

二十年间虽有增长,但是从五普与六普间6.23%的增长率,再到六普到七普间的-4.61%;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195573人的增加,再到第二个十年间153680人的减少,正负之间达到10.84%!也就是说与五六普增速相比,六普和七普十年间消失了349253人的潜在人口,可谓断崖式下降,而且更为严峻的是这种趋势按十年间累计减少的惯性还在呈逐年下降。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796139人,占56.4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384745人,占43.53%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401109人,乡村人口减少5547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4.63个百分点。55.47万人,对于一个三百万人的地市来说,都是一个不小数据,相当两个县的人口,何况这是分散的3446个村庄流出的55.47万人,这离乡的55万人带走了人口,也带走了生育,充实了城市,留下一个没有人气的乡村,以小见大窥中看豹,全国范围内可想而知。现实中越发达的省市农村人口比例越低,于是上升到层面上,就有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开始了扶贫到振兴的转变。乡村振兴是现实需要,也是政策要求,更是一个是执政党在城市化进程后对三农为基础的农村的重视,彰显责任与担当。

作为主城区潞州区常住人口为895280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64841人相比,十年间增加了130439人,增加17.05%,年平均增长率1.59%。

长治人户分离人口为960767人,除去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341811人外,还有流动人口618956人。流动人口中,外市流入人口88689人,省外流入人口123889人,也就是说长治有212578人来自外地,其中123889人来自省外。而本市户籍有40万人在市域内流动,这一数据与城镇人口增加401109人数据比较贴近。形成这一相似数据的现实就是农村向市区流动,而市区又向省会和省外流出。

抛去212578人的外省和外市流动人口,也就意味着本市户籍常住人口只有2968306人,不足3百万人,其中有2220117人在原户籍地生活。2968306人这一数字还是建立在十年间的生育基础上。在以上数据背景下,再结合十年间55.47万离开乡村的人口,就明白长治十年间直接消亡和流出的人口,这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也是一个最客观的数字。

太原、大同、晋中、长治是外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而长治又与众多大学所在晋中市在外省人口流入数量上只相差百人,而长治高校数量与晋中大学城又不在一个体量,这反向说明在长治的外地人以谋生为主。在实际中,一部分流入煤炭行业,还有一部分就是逐利而为的生意人,第二产业中的矿山和第三产业中的教育和商贸服务业,集中了大部分外省市人。

排在省内前列的流动人口与原住民数量的高比例和省内靠后的房地产基建低投资,有限房源与较多的流动人口造成失衡的供求关系,形成的投资加居住双重争夺,也许,这也是长治房价在省内偏高的主因之一。

其实,在七普进行之前,各省每年的统计调查和抽样都高估了本地人口数量。就如长治2020年初,统计抽样调查人口为347万人,而山西根据2019年年末人口抽样调查,公布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729.22万人,而七普人口普查为3491.56万人,全省高估了二百三十多万人。

深层次下,六普数据减去七普来自外省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实际人口情势更为严峻。新世纪的这种人口逐年减少的状况,呈现的生育疲态在城市能够被流动人口和来自乡村的新生代人口所掩盖,这份繁华依旧得益于这个多元化流动社会带来的人口流动,如抽水机让城市人口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促进城市的发展。

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流入,只有净流出和越来越低的生育率,使农村白天可见的人越来越来。行走在偏远的山庄窝铺,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被空置的院落,只有干净的道路和鸡鸣狗吠的声音告诉着行人,这里某个院落还有着人家生活。往日越穷越能生的现象最终在现实中被终结成为一个传说,败给了市场配置下高成本生活的现实。

与人口减少大市临汾、运城甚至吕梁相比,长治、晋城、阳泉作为相对减少较少的地市,却在0到14岁年龄段比例中,比临汾吕梁、运城都要低。这说明了在人口结构上不如这些地市合理,也从侧面说明了相对吕梁、临汾、运城,长治中青年这一生育群体流失或生育意愿要更多或更低。

减少了153680人,外地在长流动人口212578人,建立在现阶段生育率上的本市户籍常住人口2968306人,这就是长治七普最关键的三个数据。

一个地方的数据虽然是个个体,具有偶然性,但相似数据地市的共性多了,就具有了普遍性,成为宏观的缩影和典型。正增长的六普数据还促使国家放开了二胎,何况存在部分省份为负增长的七普呢?

所以,七普普查终结了三十年的人口数据之争,摸清了二胎之后的人口和生育现实并认清了形势,于是在趋势面前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在宏观层面上放开了三胎生育。

二、各县区人口。

在长治十二个县区中,人口降幅最大的是平顺县,达到23.2%;人口减少数量最多的是长子县,减少554576人,占到全市减少人口数量的三成以上。人口增幅最多的是潞州区,增幅达到17%,增加130439人。在四区中,上党区降幅最大,达到6.2%,减少21303人。

主城区潞州区人口增长,主城区人口呈增长状态这是国内城市的一个共性。得益于城市化发展,受益于老城区优质教育、医疗和城市配套齐全完善与集中,带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集中。

屯留区、潞城区、襄垣人口都低于全市平均降幅。长治市人口减少了4.6%,而屯留、襄垣都为-3.8%,潞城为-3.4%,是长治人口减少百分比最少的三个县区。这三个县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工业化程度相对其他县区要高,而且产业门类相对较多。

大部分人觉得屯留区的人口数据很意外。没想到屯留区的人口降幅竟然比长子、上党区要低。其实,在传统中观念中屯留和长子虽然都同为长治农业大县。但从产业上来看,屯留区得益于产业规模形成和国企扩张。对比屯留,不难发现潞安集团功不可没。古城、余吾、煤基油等这十年间陆续新投产企业,都为长治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为屯留流入了新的人口。再加上早些年入郊退城企业就存在的康庄工业园区都为屯留创造的就业机会,为屯留留得住人、引得来人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类似的还有作为潞安集团驻地的襄垣。襄垣的经济和上党区难分仲伯,但襄垣又因为潞安集团的存在,而有别于上党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要高于上党区,而国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员稳定。典型的还有就是潞州区的延安路街道,延安南路集中了清华、淮海、惠丰两大集团三大企业,至今仍是长治人口最多的街道。

而潞城呢?从潞城设市以来一直感觉潞城有种小富即安。潞城区域内集中了山水、天脊、王曲三个国有制为主的不同行业,再加上民营龙头潞宝,使潞城有着屯留区、上党区、甚至襄垣县受制于煤炭市场波动不一样的稳定,这也使潞城多年不变。在人口问题上,国有企业带来的就业岗位稳定,再加上民营重点企业潞宝集团的补充,这是潞城人口基础,尤其天脊对潞城市区定盘星作用不言而喻。

至于剩下县份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国企凝聚的效应,没有龙头优势产业,自家一亩三分地,又不能满足高房价、高物价时代的日常消费。就业问题影响着收入来源,也就关系着三产消费,少生和走出去也就成了必然和风气。

如长子,说起长子,都觉得长子经济这几年还行,要不城建变化那么大。可是长子经济背后也危机重重。产业单一,以煤为重,都集中在六七家煤矿和相关洗储煤厂。对这个35万人的人口大县来说,就业机会太有限了。长子的第三产业和长子工业一样突兀,除民生基础所需之外,能提供的也太存在局限性,如建筑装潢材料或者五金机电一类的大型专业市场,你在上党区可以看到、在屯留可以看到,而长子根本看不到。所以对于长子人来说,不去煤炭行业,不想靠种田,也只能走出去。不说省外,在长治市区,长子人绝对是能接触到的最多群体。所以长子成为人口减少最多的县也不足以为奇了。与长子类似的就是武乡,武乡龙头企业基本也是煤矿为主,在煤电延伸上有个西山电厂。

说到沁源县,这个太岳山区的说大可人口少,说小可地盘大的县,有个不显山水的数据。那就是人均GDP超越着潞州区,与襄垣比肩,民营企业多,这是沁源的优势。这种优势让沁源在没有国企领头的县份中独树一帜,所以沁源的数据也挺有意思的,与十一县区的人口比例组合很明白的诠释了当下宏观上国有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时代特色。

平顺、壶关、黎城、沁县经济薄弱,产业可数,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又以山地为主,靠天吃饭又不现实,走出去成为一种必然。

上党区虽然经济相对发达,但由于地处长治最南端,区域影响力受制,再加上韩店离主城区直线距离不过十五公里,形成了一种工作在上党区,居住在潞州区的潮汐群体。潞城也有这种现象,但是地理位置的辐射和大企业小社会的体制时期留下山化、山水福利居住区抵消减少了潮汐群体的影响。


人口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低生育和人口外流。但在长治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经济越薄弱的县份,人口降低幅度越大。在人口自由流动的现阶段下出现的这种特征,说明了县域人口减少主要来自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带来的人口流出。

同区域内,人口基数取决于就业岗位多少,收入和物价等生活成本与质量比例决定了人口流出和流入幅度,而生育率又建立在生活成本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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